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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论在M.韦伯和E.胡塞尔那里,还是在许茨对主观意义及其理解方式进行的探讨和研究之中,类型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抑或研究手段,都具有特别突出的孤立静止色彩和形式化色彩。也就是说,不仅所有这些作为“诀窍”的类型性知识,都像逻辑规则那样主要作为形式而具体存在并发挥作用,基本上不具有相关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所有这些作为“诀窍”的类型都已经孤立化、形式化了。所以,它们不仅实际上脱离了它们那些具有鲜活的实质性内容的“原型”,它们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有机联系,因而实际上只能像钳子、锤子组成一套工具那样组成某种松散的集合体。不仅单一类型的“构想”是如此,有多种构想组成的、作为所谓“第二级构想”的承担者的“侏儒”也同样是如此。而这样一来,这种研究方法的现实针对性究竟有几何,显然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关键性问题了。实际上,尽管许茨是从现象学社会哲学立场出发来探讨和研究主观意义及其理解方式的,但他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已经表明,他所追求的目标依然像自然科学家们那样,是将普遍有效性最大化的形式化!
(三)关于形式化的研究取向
从根本上说,无论许茨所运用的、作为其研究模式的基础的现象学方法,还是作为其具体方法论核心的类型化方法,都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形式化倾向。可以说,无论其所说的“时空共同体”“面对面关系”“我们关系”“视角的互易性”“动机的互易性”等,还是他所明确要求的研究结论所必须符合的各种基本假设和相应的各种要求,无不或隐或显地充满着形式化的色彩。在我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无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脱胎于数学自然科学的现象学研究,还是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和改进对象的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实际上都是把形式化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论手段来加以具体运用的。那么,这样的具体做法难道有什么不妥,并且必须加以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吗?